作者：李天祥（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）；钟钰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）

　　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“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”的概念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。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对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、促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、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深远意义。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实现“十八连丰”，为应变局、开新局发挥了“压舱石”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在国内外自然灾害频发、国际经贸格局不稳定的背景下，为我国统筹利用“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”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端牢中国饭碗，迫切需要高质量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，促进形成“粮食兴、产业旺、经济强”的良性循环，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固本培元。

　　总体上，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既强调了国家统一调控的内涵，也更加注重产业的概念。与平面的“区”相比，立体的“带”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形成粮食安全保障全国“一盘棋”的局面。然而，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。

　　总体规划和建设方案有待明确和细化，具体实施办法仍待论证完善。目前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仍处在探讨阶段，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总体方案和行动规划，但也需要更加明确地提出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，尤其是要把握好“在哪建”“谁来建”“如何建”“建成什么样”等问题。只有在明确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发展目标、发展思路、重点任务和具体方案的基础上，才能更好地指导各地调配资源、展开行动，把建设真正落到实处。

　　粮食生产受短板因素制约，区域协调发展内生动力机制有待培育。当前，高位增产、高位护盘的压力依然巨大，粮食生产也面临激励不足的制约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仍待完善。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，想农民之所想，将是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要突破口。

　　产业竞争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，产业链条融合程度有待提升。当前的配套产业分布分散，加工企业布局亟需优化。我国粮食加工转化基地多与产地分离，不利于产地加工增值增效。龙头企业和优质品牌数量偏少，导致粮食产业带建设的推动力和竞争力不足；经营主体利益分割，利润分享机制亟需改进。农户难以分享到流通环节的附加利润，不利于带动农民增收。产业链条衔接不畅，产业融合程度亟需加深。

　　配套基础设施尚未实现全面覆盖，流通体系建设有待加强。农业配套设施建设投入不足，制约粮食生产能力提升。粮食生产越来越向北方地区集中，导致北方地区地下水超采、灌溉用水缺乏、抗灾减灾能力不强等问题愈发突出；粮食水陆联运的衔接不够紧密，尚不能实现“一站式”流通，粮食跨区调运存在“堵点”和“断点”，影响运销效率。东北地区作为多条粮食物流线路的起点，在粮食铁路外运上面临堵点，西南与西北通道关键节点少，散粮接卸能力不足，是全国粮食供应链中突出的“断点”；品牌建设滞后、尖端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缺乏等问题，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。

　　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并不是“另起炉灶”，而是要在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、粮食产业格局、粮食产业体系的基础上，加强顶层设计并优化资源与要素配置。要抓紧研究落实总体方案，按照《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总体方案》的部署，明确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。要统筹整合粮食产业政策。目前我国涉及粮食生产和加工各环节的政策众多，应在捋顺这些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定位、明确相关政策部门之间职责与分工的基础上，统筹和整合这些政策，形成粮食产业政策“组合拳”。要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举措。建议在东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、黄淮海平原整体布局，率先建设高水平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。将建设粮食安全产业带作为东北振兴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，制定一揽子支持政策，打造现代粮食产业集群，形成产业竞争优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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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应发挥政策引导扶持作用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，加强对相关建设主体的激励支持。按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、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，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收益保障机制。继续提高对种粮农民的支持和补贴，一方面，要在国际规则允许的范围内，继续加大农业补贴，尤其是“绿箱”补贴的力度。另一方面，要提高补贴的精准性和指向性，推动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粮食主产区倾斜，向鼓励优质优价、绿色环保的方向倾斜；在保持产粮大县项目奖励增长的基础上，适度增加对产粮大县的经常性转移支付。探索设定面向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区域的专项税收政策，提高地方政府在主要税种上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。通过探索设立粮食安全产业带发展基金，推动相关资金向粮食主产区、产粮大县倾斜；鼓励粮食产业跨区域融合发展的模式创新，完善产销利益平衡机制。因地制宜探索粮食产销合作新模式，鼓励主销区以资金补偿、对口协作、产业转移、人员培训、共建园区等形式与主产区建立互惠互利、长期稳定、责权利对等的更高层次的产销协作关系，畅通粮食主产区将资源优势、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、经济优势的路径机制。

　　加快形成粮食产业集聚，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，打造“三链协同”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。要优化粮食产业园区与农牧企业布局。强化粮食产业发展的用地保障，通过用地、贷款、补贴等手段，鼓励加工企业和养殖企业在粮食产业带布局。要大力实施粮食加工转化以强带弱战略。鼓励优势企业打破区域、行业和所有制界限，通过整合兼并、科技入股等多种形式，盘活存量资本，整合要素资源，推进粮食上下游产业贯通协作。推进龙头企业向“专精特新”方向发展，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推进粮油加工向深层次延伸，实现供应链融通、产业链延展、价值链提升。要深化配套改革，积极优化营商环境。发挥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、产业带动和财政支持的合力作用，遵照新修订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，优化粮食企业营商环境，给予龙头企业、民营粮企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信贷保障。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增强粮农利益共享。积极推动“企业＋合作社＋农户”“公司＋购销企业＋农户”等多种经营模式，探索通过二次结算、多次结算、股份制合作、土地托管等方式，建立科学合理的订单粮食利益分配机制，让主产区和粮农充分分享粮食产业发展收益。

　　完善粮食产业发展的服务配套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科技支撑。要实施高标准农田再升级工程，深入推进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，重点补齐水利设施短板，在东北加大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，在华北加大节水设施建设和渠系配套，在长江流域加快灌区设施改造升级。要建立高效、畅通、节约的粮食现代物流体系，连接国家粮食储备库和加工基地，形成既产得出，又调得快、供得上的高效供应链。要加强粮食品牌建设和培育。引导企业实施优势品牌和质量战略，建立全过程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，实施品牌打造维护提升行动，保证粮食产品安全放心、优质高效，引领市场需求，提高粮食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。

　　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，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，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，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　　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，以乡村经营为抓手，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，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　　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，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，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，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　　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，战略上保持定力，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　　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　　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　　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，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，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　　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，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，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　　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，彰显出我们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　　十年来的网络立法，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，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　　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，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　　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，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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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，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，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，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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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，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。

　　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，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。

　　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，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，所谓“民主对抗威权”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，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。：“普世价值”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。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“普世价值”观念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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